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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08月17日 星期三

    “理想型”視域下的延安新聞學再認識

    2022-07-14 11:10:38

    來源:青年記者2022年7月上   作者:齊愛軍

    摘要:運用韋伯“理想型”的方法論,研究作為“理想型”的“新聞觀”問題以及作為“理想類型”的延安新聞學

      摘 要:本文運用韋伯“理想型”的方法論,研究作為“理想型”的“新聞觀”問題以及作為“理想類型”的延安新聞學,認為“完全黨報”這種更多反映特殊性、個體性的命名并不足以充分揭示延安新聞學的現代價值,提出了普遍性層面的理想類型,即“共同體新聞學”問題,并具體分析了延安新聞學的三個結構性特征。

      關鍵詞:理想型;新聞觀;延安新聞學
     

      問題的提出

      今年是延安《解放日報》改版80周年,一些高校和學術機構召開了學術研討會,將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高潮。另外,今年國際輿論戰的激烈較量和國內抗疫輿論場上主流媒體的問題表現,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契機,讓我們重新回望延安新聞學,重新思考延安新聞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延安新聞學是中國特色新聞學初心和使命的承載者,是中國特色新聞理論與實踐自我革命的動力來源。

      我國學術界關于延安新聞學的專門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繼著名詩人賀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學的概念之后,新聞學界對“延安經驗”“延安新聞傳統”“延安新聞觀念”的研究也開始起步,并逐步上升到“延安新聞學”的高度。學界共識認為,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從初步形成到不斷深入,直至逐漸成熟的重要時期”[1],形成了“完全黨報”的理論范式[2],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聞學話語體系的“航向”[3]。

      延安新聞學的核心是對“完全黨報”理論范式的研究,當下呈現出兩種不同路徑的研究取向。一種是側重意識形態化的中國維度,以歷史材料的實證傳統為主,探討“完全黨報”的政治邏輯[4]、實踐邏輯[5]和話語邏輯[6],認為延安《解放日報》“從‘不完全’向‘完全’黨報改造的過程,攜帶著意識形態的生產與規訓,也見證了當時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話語權的較量與轉移”。“‘完全黨報’既是一個新聞宣傳的關鍵詞,更是一種獨特的政治修辭和話語實踐”[7]。一種是側重現代性、全球化的世界維度,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為理論資源,將延安新聞學放置在中國同殖民主義現代性對話與較量過程之中,辨識延安新聞學作為現代性轉換的革命性、先鋒性[8],以期重新激活“以人民為中心”的新聞學革命遺產,反思新聞發展的可能性與多樣性的道路[9]。

      以上兩種研究路徑,對應于20世紀30年代后期以來的基本歷史經驗事實,即中國共產黨開始著手從思想與組織兩方面自覺建構黨的意識形態——對國民黨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官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以現代性來對抗;對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等理論傳統,以中國性來對抗。[10]這兩種路徑的理論研究相互補充,豐富了我們對延安新聞學“完全黨報”理論范式的認知。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兩種理論敘事之間也存在著張力,前者隱含著去政治化的科學主義語境,容易將延安新聞學視為宣傳和落后的新聞形態而成為中國新聞改革的對象;后者隱含著非此即彼的意識形態二元價值語境,容易在對延安新聞學自我證成式的肯定中遺失反思能力。因此,對延安新聞學“初心和使命”的探討,需要吸收上述兩個研究路徑的理論成果并超越上述兩個研究路徑,引入新的研究概念,提出新的研究視角,深入延安新聞學的元科學邏輯中去,作為堅守初心和自我革命的認知基礎,以及與世界對話的科學基礎。

      在本文看來,韋伯的“理想型”研究方法是幫助我們提升研究質量的一條有效路徑。因為“真正有意義的本土化研究,是將本土問題關聯到高層次的價值上,運用理想類型的比照來發現意義,在對意義的理解中將其與我國關于人生終極意義的總體觀念勾連起來,揭示中國文化作為特殊人類文化類型的獨特意義系統”[11]。

      韋伯的“理想型”方法論

      “理想型”,也有譯作理想類型、理想典型,是由韋伯作為核心概念提出并運用在自己的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比較研究中的。他指出,“‘理想典型’這種思想圖像并非歷史實在、甚至根本就不是什么‘固有的’實在,我們建構這種思想圖像的目的,更不是要將它當作某種模型(schema)而將實在當作例子納入其中,而是:它具有某種‘純理想性的界限概念’(reinidealer grenzbegriff)的意義,當我們想要闡明實在之經驗性內容的某些特定的、有意義的組成部分時,我們便可以用它去測量實在,將實在和它進行比較。這種概念乃是一些構作物,在這些構作物里,我們運用‘客觀的可能性’這個范疇,將我們之取向于實在并在實在中受到訓練的想象力判斷為‘適當的’的那些關聯給建構起來。”[12]很顯然,“理想型”是研究者研究社會和解釋現實的一種分析概念,一種邏輯工具,是經過高度抽象出來的、反映事物本質特征的分類概念。

      韋伯的“理想型”與價值觀有密切的關系??梢哉f,理論形態的理想類型在很大程度上即相當于經過了科學處理的價值觀,它具備了概念體系的理論形態,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論結構。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依據一定的價值與一定的實在發生聯系,這便是價值關聯。價值關聯是文化意義的邏輯前提。但在研究中應保持“價值無涉”的態度,“價值無涉”是研究者進行經驗研究時的一種策略,一種理想狀態,是對研究者提出的誠實的要求。“價值關聯”是基礎,“價值無涉”保證文化事件的意義具有普遍性、客觀性。[13]韋伯強調一項研究的重要性不取決于“議題”,而取決于研究該議題時所關聯到的價值層次。越是接近人類歷史社會文化價值,就在越大的范圍“普遍有效”,就越客觀,也越重要。

      韋伯的“理想型”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意義。韋伯本人就借助“理想型”分析法,倒推出具有豐富表現形態的現實文化形態和政治表現形態。迪爾克·克斯勒根據韋伯的研究實例,概括出兩種“理想型”類型:一種是由《客觀性》一文所奠定“歷史的理想型”(historical idealtype),致力于確定某種歷史現象的文化意義;一種是來自《經濟與社會》的“社會學的理想型”(Sociological idealtype),具有一種永久的、系統性的特征。[14]沃爾夫岡·蒙森認為韋伯的理想類型共有兩類,其一是結構類型,用以呈現某種共時性的社會結構;其二則是社會變遷類型,用以展示一定時間跨度內的歷史過程。結構類型是一種暫時時態的,社會變遷類型是歷史性的。[15]林毓生也認為韋伯的“ideal-type”一詞兼兩意,“ideal-typical analysis”應該翻譯為“理想型/理念型分析”,并提出了“普遍化的理想型”(generalizing?ideal-type)和“個體化或特殊化理想型”[?individualizing(orparticularizing)ideal-type]。[16]學界關于這方面的爭論很多,但更深入的細節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

      如何建構“理想型”并對“理想類型”進行分析呢?第一,理想類型作為一種特殊概念,它的構造依賴于問題的提出。第二,“理想型”分析的一般步驟是:首先建立起有效的“理想型”概念和范疇,創建“理想型”分析工具;其次分析不同理想類型的結構特征;最后根據結構一致性原則,在相關的理想類型之間建立起歷史因果鏈。[17]

      “新聞觀”作為“理想型”

      新聞學問題是與現代性價值關聯密切的領域,世界新聞觀念的多元形態需要探尋其背后的元科學邏輯或結構性特征作為對話的基礎,也需要在理想類型的自我確認中深化自我認同和自我反思,并在歷史的發展中進行適應性調整和自我革命。因此,韋伯的“理想型”方法論適用于新聞學研究。

      對新聞學問題做“理想型”角度的提問,我國學者已有自覺和非自覺的探討。尤其在現代性、全球化的研究路徑里,這種意識更強烈一些。比如有學者提出延安新聞學質疑以西方話語中心的新聞生產的現代性,將政治學范式和哲學范式融合起來,實現了經由新聞(媒介)文化接引“‘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的現代性轉換,是“理想新聞”的一種典型。[18]但文章并沒有對“理想新聞”進行解釋。另有學者從學界關于黨報和黨報的歷史研究中發現,“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經驗結論和理論闡釋,從而對當代黨報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形成相去甚遠的理解”,提出需要嘗試探討一種理解黨報的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idealtype),并將之命名為“政治啟蒙型報紙”。[19]這種意識非常難能可貴,遺憾的是論文未能真正運用好“理想型”分析的方法。

      對新聞學“理想型”分析的第一步是要確立“理想型”概念和范疇。這個概念和范疇就是“新聞觀”,類似于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對新聞學“理想型”的分析就是對新聞觀的結構特征和類型的分析。長期以來,在我國語境中,“新聞觀”概念似乎被綁定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個專有名詞上。而在西方語境中,新聞觀更多地被限定在大眾媒體的職業的新聞觀(新聞專業主義)上;而以《報刊的四種理論》為代表的傳媒體制研究,開創了不同社會制度與報刊關系的研究方法,看起來更接近于“新聞觀”的研究。在這里,我們單獨把“新聞觀”這個概念拿出來,認為作為現代性的產物和表征,作為現代傳媒運行體系背后的一套知識共享系統和價值支撐系統,作為社會主體所具有的新聞經驗、知識以及觀念,作為一套結構化的概念與觀念集群,作為一種新聞意識形態,“新聞觀”是可以作為“理想型”被辨識和建構的。

      “理想型”分析的第二步是析出某些要素組合,創建“理想型”分析工具。韋伯指出:“理想類型是關于肯定了某些要素組合的存在的一般形式的陳述,這些要素只是由于屬于每一類型所指的一類現象的例證而在經驗上是相近的。”[20]以社會學家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為例,他從人際關系結構和社會秩序結構兩個維度出發,運用差序格局-團體格局、禮俗秩序-法治秩序這兩對概念,來建構四種“理想型”意義上的社會結構類型。這對我們非常有啟發意義。對新聞觀“理想型”分析來說,從新聞觀的意義取向和倫理取向,可以抽象出個人-共同體、言論自由-媒介正義兩對概念;從認識論角度,可以抽象出實在-建構、情感-理性兩對概念;從建制化和結構化角度,可以抽象出職業化-社會化、公營/國營-私營兩對概念。

      首先,韋伯關于價值問題的理論邏輯給我們提供了新聞觀“理想型”的第一組概念的啟示和線索。韋伯認為,世界本身無意義,人卻反向創造之,即便是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現代性“去魅”的強烈沖擊之后。人類追求意義的活動是在兩個不同維度上展開的,即“個人的價值取向”(或“價值選擇”)維度與社會的“價值域”維度。在韋伯的推論中,“價值域”的形成是一種在非理性、不完美的世界中打造一個自我合理化規范體系的過程,最后形成了一個“價值多元主義”世界。但韋伯沒有看到,“在社會組織形態的形成過程中,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在‘價值選擇’與‘價值排序’問題上的優先權和主動性程度是不均等的。我們把這一點稱作‘價值選擇’與‘價值排序’問題上的‘人際不均等’現象”[21]。從人類文化知識生成的邏輯來看,西方一切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都是從抽象的個人出發,而個人之所以抽象,又是因為一切社會關系都被歸結為個人與上帝這個抽象關系。新聞自由思想也是沿著這條知識之藤生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則與此不同,它是從人類共同體的視野出發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出發點和核心命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能夠被中國接受的重要原因,中華文明的底子是立足于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與之相對應,新聞在社會系統中的存在意義的觀念認知也就存在從個體角度出發,從個人與上帝的關系出發強調言論自由的新聞倫理,以及從共同體出發,強調媒介正義的新聞倫理兩種純粹形態。

      其次,新聞觀的背后存在認識論問題,即新聞的事實是實在論意義上的事實還是建構論意義上的事實,在對新聞事實的生產中,對情感和理性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對這兩組概念的不同認知是導致新聞觀不同類型的結構性特征之一。

      最后,成型的新聞觀是建制化、制度化和組織化過程的結果,因此是職業化還是社會化、私營化還是公營/國營,成為不同新聞觀理想類型的又一結構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組六對概念,僅僅是本論文的一種建構,并不完善。有很多可討論完善的空間,本來“理想型”就是有限的,不是絕對的,是需要不斷修正的。畢竟概念建構是手段而非目標,意在嘗試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個分析工具。但這種討論的思路和方向大體是不錯的,而且是非常有意義的。

      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成型的新聞觀是一種韋伯意義上的“價值域”,一種“規范空間”。“‘規范空間’乃是價值選擇、價值排序并使得這樣一種價值排序滿足自我合理化的結果。一個‘規范空間’一旦形成,一種生活秩序與生活方式就已經展開。人們在一定的規范指引之下有序地展開生產與生活活動。”[22]很顯然,上面的三組六對概念最起碼可以對應出兩種理想類型:以西方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新聞觀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新聞觀。

      延安新聞學作為“理想類型”

      前面部分關于新聞觀“理想型”的分析,僅僅是為確立一種普遍性的“理想型”所做的努力,是一種結構類型的“理想型”。韋伯強調:“理想類型在本質上僅僅是有關聯系的抽象概念,這些聯系由我們設想為事件之流中的不變者,作為發展賴以實現的各種歷史實體。”“構成理想類型概念的目的始終不是對類的相似物的分明認識,而相反是達到對于文化現象的獨特現象的分明認識。”[23]所以,這部分我們分析作為理想類型的延安新聞學。

      延安新聞學是與“完全黨報”理論范式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黨報的四性一統(以黨性統領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全黨辦報、群眾辦報、黨性人民性相統一、黨管媒體等表述構成了這套理論話語體系。這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積淀已相當豐厚(在本文中概括為第一種研究路徑)。但并不是沒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比如有人認為“黨性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工具屬性,并不足以概括延安黨報范式的核心內涵,“群眾路線”是更為根本的黨報理念。[24]還有學者認為“完全黨報”/“不完全的黨報”是一個“弱解釋性”的充滿模糊性的概念,“在直觀的世界里,‘完全的黨報’就是一整套的信仰,一種品牌想象,一種啟動‘世俗/神圣’象征建構的修辭按鈕,一種清晰可見的‘毛澤東新聞學簽名’。在復雜的歷史劇場里,‘完全的黨報’/‘不完全的黨報’的出場宣告了‘黨報’模糊與浮泛歷史的終結,從此黨報文化邁進自覺歷史。另一方面,不斷擴張的詮釋,以及由此而來的各種路徑,卻使它深刻地糾纏于政黨敘事、真理價值、神話主題、象征建構等問題上。”[25]本文也在此問題基礎上向前推進:從“理想型”的分析角度看,“完全黨報”的概括是否充分反映了延安新聞學的內涵特征?怎樣的概括更能反映延安新聞學的本質?

      總體上講,本文認為,延安新聞學質疑以西方話語為中心的基于個體的自由主義的新聞生產的現代性,開啟的是傳媒現代性的“新新聞學”范式,它不同于西方由個體出發的自由主義新聞學,追求的是如何利用新聞傳播來促進現代人民當家作主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和改造社會問題,追求的是基于共同體的媒介正義價值倫理,其目標是建構一個社會化生產形式支撐的美好媒介生活。有學者將其表述為革命性和先鋒性:“就其革命性而言,它超越了五四時期梁啟超、徐寶璜等人了解、批判傳統政治影響新聞(傳播)事業中羸弱的實踐性趨向,篤定媒介及媒介實踐可以成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有力武器。就其先鋒性而言,‘延安新聞學’中的新聞實踐無疑具有很明顯的現代性主體意識,它實現了媒介話語、意識形態與工農大眾的有機結合,發掘并重構了工農大眾的個性及主體性。在此基礎上,它又將占當時人口基數最大的工農大眾的‘生命體驗’‘生命故事’編織進新聞生產的敘事體系和價值遵循之中,實現了經由新聞(媒介)文化接引‘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的現代性轉換。”[26]本文姑且命名為“共同體新聞學”。

      這種共同體新聞學,在延安這個“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特定空間”里,衍化為人類新聞傳播社會史上一場轟轟烈烈的新聞范式轉型實踐,即以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為標志事件的新聞革命,形成了一套創新性的話語體系。根據結構一致性原則,我們來看這套話語體系的核心話語是什么,獨特性又在哪里。

      首先,“黨性人民性相統一”作為延安新聞學元命題、元話語居于最頂層的位置。

      我們知道,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論述中,“黨性、人民性是作為政治話語而不是政治概念來使用的”[27]。真正把黨性和人民性作為一對政治概念來使用,強調二者的一致性和統一性,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話語創新,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體現。1945年8月至10月間,胡喬木在新華日報社發表了對編輯部人員的講話,首次使用這對概念,1947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的本報編輯部文章《檢討和勉勵——讀者意見總結》,明確提出“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問題:“《新華日報》的黨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至此,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作為一對黨建理論的概念得以成形,并影響到后來黨的新聞事業的發展。”[28]

      中國共產黨通過“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這樣一個“二元互釋”的方法界定(最高度的黨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實現了政黨與社會的連接,即三個共同體的打造:“第一,通過構建‘人民’這個政治概念,把分散性民眾聚合為政治性的人民,最終把‘人民’的政治性與政黨的‘階級性’關聯起來,在政黨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政治共同體。第二,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關聯起來,在政黨和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利益共同體。第三,把革命的愿景(比如‘人的解放’‘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與黨的綱領(包括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關聯起來,在政黨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命運共同體。”[29]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性”不同于“群眾性”,它是對臣民話語、國民性話語和階級話語的批判、揚棄和超越,人民性更具“包容性、開放性、統合性”。[30]

      因此,“黨性人民性相統一”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也是其現代傳媒合法性的來源。“黨性人民性相統一”落實到新聞傳播中則是對媒介正義的追求。黨報群眾性原則中的群眾經歷了從“教育”到“反映”到“學習”的對象的嬗變過程[31],在延安時期的“群眾辦報”和“典型人物”報道中,人民群眾作為新聞生產者和被報道者的“可見性正義”才真正得到平等意義上的實現。為保證這一切,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作為基本工作原則和方法論準則被強調,落在新聞傳播中,則是尊重事實和新聞真實、尊重新聞規律、文風建設問題被上升到政治高度。

      所以,延安新聞學從這個意義上說,還可以被命名為“人民新聞學”。習近平關于新聞輿論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更是強調了黨性人民性從來都是統一的問題,并將“以人民為中心”置頂為執政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正是對新聞學初心和使命的堅守。

      其次,延安新聞學在認識論方面是建構論的,充分重視情感實踐的前置作用。

      延安新聞學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做基礎,提出了“新聞是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的定義,并且將階級情感納入新聞學原理的建構中,將情感實踐與新聞真實相勾連(“只有為人民服務的報紙,與人民有密切聯系的報紙,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然后推演出“新型記者”(專業記者)情感改造、專業記者和非專業記者合作進行新聞生產的理論架構。這主要是在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中來完成的。

      以往我們關于“新型記者”的學術探究多認為它取消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體性和獨立性、消解了新聞專業的壁壘,關切點主要是新聞工作者與政黨/政治權力的關系。[32]現在一些學者則把關切點落腳于新聞工作者與群眾路線的關系,認為:“在延安的語境中,黨對群眾的‘教育’有著特定的含義,它并非通常意義上的知識傳授和思想灌輸,而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階級意識的啟發,即作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通過細膩繁復的教育、動員和組織工作,將群眾的階級覺悟激發出來,形成政治主體性。延安時期群眾路線的獨特之處,也是毛澤東思想對于列寧主義的重要超越,在于政黨和群眾之間并非單向度的意識形態灌輸,而是一種辯證互動的師生關系。”“這段歷史經驗的啟發意義,或許在于突破合理分化、專業分工等所謂現代性規律帶來的視野促狹,超越新聞專業主義的有限想象,在一種更宏闊的歷史與政治格局中來重新理解新聞的社會角色以及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追求。對于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來說,重建這樣的想象力顯得尤為迫切。”[33]

      很顯然,上述兩個面向的考察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流于表面了。從認識論的底層邏輯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實踐論”“矛盾論”融合了中國的辯證法思想,強調實踐作為關系的、間性的、建構性的存在,強調在這其中情感的連接的基礎性作用。所謂情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階級性、民族性、地區性和國家性的社會心理、社會意識和社會情感。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有機化”改造,就是經由“身體政治”的群眾勞動所帶來的與人民的情感的連接狀況的改變,威廉斯稱之為“感受結構”。“感受結構”是一種現時在場的、處于活躍著的、正相互關聯著的連續性之中的實踐意識。“當時的清涼山呈現一種奇特的景象:記者編輯們投身體力勞動,開荒、紡織、種菜、養殖、運輸、燒炭、卷煙、磨豆腐、加工文具……報社儼然成了一個種類繁多的生產基地,各部門、各人之間展開火熱的勞動競賽。”[34]與這種身體實踐、情感實踐相關聯的是延安新聞實踐中典型人物報道和新聞通訊體裁的創新。

      中國共產黨把知識分子情感實踐問題置于新聞生產過程的主體再造這個前置環節,其背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體智慧。“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棲居在世界的東方,通過一個個情感相連、情感相依、情感相托的大大小小生活共同體、交往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的構筑,創建了中國人獨特的家園文化與家國文化。”[35]所以,通過對知識分子的群眾化和群眾的知識化的雙向奔赴的教育與學習的有機運動,“反而敞開了廣闊的空間,促使新聞工作者超越逼仄的個人天地和專業苑囿,去觸摸更高遠而復雜的政治命題,把個人命運、職業生涯與整體的歷史進程關聯起來”[36]。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又提出了“政治家辦報”問題。這里的“政治”是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所說“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37]。從穆青、范敬宜等這些政治家辦報的典型記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共同點,即與人民的深刻的情感連接(勿忘人民),以及作為政治家的戰略傳播格局。“新型記者”與“政治家辦報”構成了一體兩面的存在。它映射的是使命型政黨所要求于共同體新聞學的現代主體性的重構。

      最后,延安新聞學在制度化結構化方面,形成的是黨媒主導的主流媒體和富有彈性張力的現代傳播體系,是組織嵌入、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混合的傳播生態,是一種社會化生產模式。

      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的學術共識是以20世紀40年代初,以《解放日報》改版和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完全黨報”傳播體系和組織架構。但也有學者試圖從批判傳播理論的路徑出發進行反思,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報強調組織性,黨報不是有聞必錄的記載者,而是各種運動的積極倡導者、組織者,因此中共所領導的媒體是一個倡導性媒體體系。[38]還有學者認為延安新聞學屬于參與式傳播,因為黨報不但有自己的專業的記者,而且有廣大的與人民血肉相聯的非專業記者。[39]再有學者把延安時期的新聞大眾化運動視為一種獨特的現代新聞規范,概括為“業余路線”,并與當代新聞專業主義進行比較分析。[40]以上的反思都邁出了前進的一小步,但都局限于延安這個物理空間內。實際上,延安新聞學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學,在延安重點解決的是主流媒體的問題,這個主流媒體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以我為主的黨報,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臺、通訊社、黑板報、讀報組等多種媒介構成的組織化生產、專業生產(專業記者)和社會化生產(非專業記者)的主流媒體體系,以后毛澤東表述為的“大黨報”體系。同時,延安之外,中國共產黨還努力爭取到在國統區公開出版具有合法地位的報紙刊物如《群眾》周刊與《新華日報》,其他一些思想進步或較為進步的報紙,如《大公報》《前進日報》《時代日報》《新民報》等,也大多是由中國共產黨人主辦、掌握或影響的,這些都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所努力建構的大的傳播體系。這是一個有彈性張力的傳播體系,保證了統一戰線的傳播需求和傳播效果。新中國成立后,建設一個有彈性張力的傳播體系的內在動力一直在,比如“內參”的設立,《參考消息》的出版,1978年以后傳媒市場化的進行,以及當下平臺型媒體、社交媒體所客觀形成的傳播生態和傳播體系等。這條脈絡急需由學界梳理出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現代傳播體系與新型主流媒體”的理念,該理念的初心應該追溯至延安新聞學之中。

      總之,“理想型”視域幫助我們發現延安新聞學代表的是人類歷史上一種共同體新聞“理想型”的出現,它不是“完全黨報”這個命名所能涵蓋的。對之的深入研究尚需時日不斷展開。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如何在跨文化傳播的情境下,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傳播的美好愿景問題,這是時代之問,世界之問,同時也是跟延安新聞學“理想型”有其歷史因果鏈的密切關聯的,是對延安新聞學初心使命的堅持和發展。

      結  語

      本文運用韋伯“理想型”方法論,研究作為“理想型”的新聞觀問題以及作為理想類型的延安新聞學,認為“完全黨報”這種更多反映特殊性、個體性的命名并不足以充分揭示延安新聞學的現代價值,提出了普遍性層面的理想類型,即“共同體新聞學”問題。這僅是一種嘗試,論證并不完善,但路徑和方向是對的。因為初心和使命是自我革命的內在動力。延安新聞學作為中國新聞學的初心和使命,需要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不斷地言說和闡釋。

      按照韋伯的一般假設,一旦一種價值規范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被“內化”,這種制度同時意味著“價值脫敏”。“價值脫敏”同時意味著“路徑鎖入”。一旦作為制度確立的負面效應的“路徑鎖入”出現,就意味著一種制度會變得懈怠。這時它會拒絕新價值的涌入,并且會在某些特殊的時刻之后,使得一種制度表現出其明顯的負面效應。[41]我們對延安新聞學的認知和制度化過程是否也陷入了這樣一種“路徑鎖入”呢?這種理想類型的內在衰減風險是什么?自我革命的動力機制又是什么?等等。這些重要問題長期以來處于我們的問題意識之外。“理想型”幫助我們重新進行這種價值觀、新聞觀的追問,最終指向當下新聞的自我革命。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未能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在結語里作為問題提出來,供有共鳴的其他學者進行研究。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特色新聞學話語體系的知識邏輯和演進機制研究”(批準號:19BXW00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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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偉長學者,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新聞宣傳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青年記者2022年7月上

    編輯: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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